當前，西方國家疫情難以控制，美國疫情更是出現(xiàn)加速蔓延態(tài)勢。據(jù)報道，今年7月5日，全美有19%的人口生活在高風險地區(qū)，到8月9日這一比例已暴增至98%，也就是說98%的美國人生活在疫情高風險環(huán)境。美國等西方國家醫(yī)療條件先進，但疫情卻加速蔓延，除變種病毒傳染力強、疫苗免疫效果不如預期等技術(shù)性原因外，個人主義泛濫是導致西方疫情防控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反智主義的社會根源

美西方國家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的統(tǒng)治可謂無處不在，它不僅主宰經(jīng)濟、掌控政治，還直接參與社會價值觀塑造。從經(jīng)濟角度看，資本統(tǒng)治建立在剝削和壓榨他人勞動成果基礎之上；從政治角度看，它建立在少數(shù)資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多數(shù)勞動者之上。因此，資本的統(tǒng)治是一種“做得說不得”的政治秘密。為了維持非正義的經(jīng)濟剝削和階級專政合理化，使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其價值觀必然是顛倒黑白、混淆主次的反智主義。

在社會科學領域，反智主義刻意回避階級分析法，竭力用全民性或個體性內(nèi)容取而代之。只要不談階級問題，不談剝削問題，其他任何問題都可以談，如女權(quán)、環(huán)保、人權(quán)、種族歧視等。其目的只有一個：避免將矛頭對準資本。由于回避實質(zhì)問題，資產(chǎn)階級的政治理論普遍很“裝”，表面花里胡哨，實則囊中空空，理論水平低不說，還很道貌岸然。

在政治學領域，資本主義社會明目張膽地將政治學“去價值化”和“去問題意識化”，使本來應該研究人類社會頭等大事的政治學變成聚焦于計量方法之類的次要問題。在經(jīng)濟學領域，則是為資本辯護的庸俗經(jīng)濟學流行。“庸俗經(jīng)濟學所做的事情，實際上不過是對于局限在資產(chǎn)階級生產(chǎn)關系中的生產(chǎn)當事人的觀念，教條化地加以解釋，系統(tǒng)化和辯護?！?/p>

在價值觀領域，以篤信宗教掩飾無視客觀規(guī)律和現(xiàn)代科學，導致謬種流傳。民調(diào)顯示，美國迄今仍有1/3的人不相信進化論。特朗普時期的副總統(tǒng)彭斯曾表示吸煙不會致癌，還否定進化論，認為地球生命及智慧都是上帝創(chuàng)造的。美國自建國后從未發(fā)生過大規(guī)模社會主義運動，并成為反社會主義、反共產(chǎn)主義的大本營，首先是意識形態(tài)對立，同時基督教思想根深蒂固也是重要原因?；浇虅裾]信徒要順服上帝、靠上帝的祝福致富。而社會主義的世俗化理論，以及唯物論和無神論等，對這些宗教信徒?jīng)]有吸引力，甚至排斥。

為麻痹多數(shù)民眾，布熱津斯基等美國政界精英還提出“奶頭樂”理論，主張為了讓20%的上層人士高枕無憂，用溫情、麻醉、低成本、半滿足的辦法，使占人口80%的大眾階層安分守己。一種辦法是發(fā)泄性娛樂，如開放色情行業(yè)、鼓勵暴力網(wǎng)絡游戲、鼓動口水戰(zhàn)；另一種辦法是滿足性游戲，如拍攝肥皂劇和偶像劇、大量報道明星丑聞、播放真人秀等大眾甚至低俗的娛樂節(jié)目。這些娛樂消遣占用人們大量時間，讓其在不知不覺中喪失思考和反抗能力。布熱津斯基的提法看似極端，但恰好說明資產(chǎn)階級的價值體系帶有很強的“反智”傾向，其出發(fā)點就是“精神催眠”，使民眾像吃了安眠藥或吸鴉片一樣，令人渾渾噩噩。

個人主義價值觀迷惑性大、危害性強

在各種反智主義觀念中，迷惑性最大、危害性最強的就是個人主義價值觀。從理論上說，個人主義凸顯共同體中個體的價值、尊嚴和權(quán)利，相比于封建社會的依附性社會關系，無疑有其歷史進步性。然而，個人主義本體論的缺陷顯而易見，并在實踐中產(chǎn)生了諸多負面影響。

首先，掩蓋和放任資本剝削勞動者的不平等生產(chǎn)關系。資本力量相對于勞動者階層畢竟屬于少數(shù)，要想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占據(jù)主導地位，前提條件就是設法使無產(chǎn)者“化整為零”，讓勞動者以個體身份抗衡強大的資本力量，以此確保資本力量對勞動者的壓倒性地位。為了將勞資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合理化，資本力量必須創(chuàng)造一種新理論，將個人苦難合法化。宣揚個人主義價值觀，無形中將原本相互依存、以社會為主要依托的廣大民眾進行“原子化”處理，使之獨自面對龐大的資本力量。根據(jù)個體自由至上的觀點，勞動者個人與資方展開自由競爭和博弈，而工會無疑是個闖入者，它不僅侵犯了資方的自由，而且阻礙了勞動者通過個人奮斗獲得成功。

崇尚個人自由、個人至上、個人奮斗、個人負責，這些言辭看似無比美妙，實則用“原子化”個人打散了勞動者團結(jié)聯(lián)合的可能性，掩蓋的是資本剝削大眾的本質(zhì)。相比于奴隸社會的強制勞動和封建社會的勞動依附關系，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的所謂“個人自由”，不過是自由出賣勞動力的自由，不過是接受哪個資本家剝削的自由。因此，個人主義看似最關注個人福祉，實則是為資本擴張和增值服務的，最終目的是將資本剝削勞動者的行為合理化。就此而言，個人主義價值觀乃是“殺人不見血的刀”。

其次，個人利益高于社會利益，最終導致“整體利益最小化”。長期以來，資本貪婪逐利的行為始終面臨巨大社會道德輿論壓力，但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出現(xiàn)則使上述問題迎刃而解。個人本體論將分離的、孤立的、自足的原子狀的個體作為人類社會存在的基本實體，并由此得出“個人至上”“個人先于社會”“個人高于國家”等一系列推論。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就曾說過：“沒有所謂的社會，只有個體男人和女人?！本痛硕?，個人主義價值觀先天具有反社會、反國家屬性。極端的個人主義者眼里只有自己，完全無視各種社會性評價標準（如是非曲直、善惡好壞等），也缺乏對他人健康快樂或痛苦的任何共鳴和體恤。

從個人主義本體論出發(fā)，順理成章地會出現(xiàn)為利己主義正名、為資本牟利辯護的觀點和理論。18世紀的哲學家、經(jīng)濟學家亞當·斯密、大衛(wèi)·休謨等認為，實現(xiàn)有序社會的關鍵不是自利，而是找出駕馭自利的動源，并使之服務于具有社會價值的目標和方法。亞當·斯密曾說過：“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繼亞當·斯密之后，西尼爾提出“個人經(jīng)濟利益最大化”公式，認為“每個人都希望以盡可能少的犧牲取得更多的財富”。約翰·穆勒則將人的各種動機抽象為追求財富的最大化動機。

“經(jīng)濟人”（理性人）假設更是明確將個人界定為精于盤算、矢志追求自身經(jīng)濟利益最大化的抽象個體。“經(jīng)濟人”主要遵循自利原則和理性行為原則，任何偏離自利原則的行為都會被視為“非理性”。這一假設理所當然地認為，人們根本不關心他人，一切行動都只從自己的利益出發(fā)，甚至不惜以犧牲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且只有符合他們的個人利益時才會遵守社會公德。

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導致整個社會的評價標準日益顛倒和錯亂。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貪得無厭的行為總是不招人喜愛，被人鄙棄。但隨著資產(chǎn)階級發(fā)展壯大和個人主義價值觀盛行，尤其是建立在“經(jīng)濟人”假定基礎上的西方經(jīng)濟學大行其道，人們對逐利行為后果的評價標準發(fā)生了根本性改變。幾個世紀前被社會唾棄的貪婪逐利行為被正當化，對財富的貪婪被視為人類再正常不過的合理訴求。恰恰是在這種“非道德化”過程中，資本力量日漸擺脫了社會道德的束縛，行為日趨肆無忌憚，最終導致資本的反社會屬性從汩汩細流變成滔天洪水。

然而，人類社會不斷走向文明與進步的主要標志之一，就是日漸脫離動物/自然屬性，不斷強化社會屬性和共同體意識。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始終與社會屬性、道德水平以及合作意識的增強直接相關。正在這一意義上說，“人是社會生產(chǎn)關系的總和”。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觀點的達爾文，事實上十分強調(diào)互助意識的重要性。他在《物種起源》一書中，詳細描述了人類在進化過程中的道德品質(zhì)。他認為，“社會本能”的發(fā)展才是人類進化的關鍵。而個人主義價值觀及其依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恰恰鼓勵人們重新回到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時代，使人類道德水平倒退到原始社會狀態(tài)。就此而言，新自由主義倡導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先天具有反社會、反共同體傾向，與人類文明進步的大方向背道而馳。

再次，整個社會一盤散沙。在個人主義產(chǎn)生之前，個人被視為團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個人只有在與整體的聯(lián)系當中才有意義。個人主義產(chǎn)生后，“人民”的概念不再是個集體概念，而更多是個人的集合體。在個人主義者看來，個體在所謂的自然狀態(tài)中孤立存在，是他們自己的身體和能力的占有者和所有者，因而是其能力（如勞動）所生產(chǎn)的果實的所有者。在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下，個人主義的空前盛行，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自我隔絕，也更加冷酷無情。

美國是其中典型代表。美國本身是個移民國家，號稱“合眾國”，實則境內(nèi)各個族群、各國移民從未“合眾為一”，形成統(tǒng)一的文化和心理。美國大力宣揚的推崇競爭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將整個社會變成“原子化”個人的集合體?！霸踊眰€人的副作用就是整個社會四分五裂，難以形成有凝聚力的社會共同體，民眾就像麻袋里的馬鈴薯，看似緊密相依，實則各不相容。

疫情暴露反智主義價值觀的缺陷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典型的公共衛(wèi)生危機，新冠病毒的殺傷范圍不分國籍、種族、階級。因此，應對疫情最需要的就是實事求是的科學主義精神，以及朝野同心的集體主義精神。遺憾的是，面對疫情，西方政客不是向病毒專家和防疫專家求教解決之道，反而回避矛盾，到處甩鍋，并乞靈于各種旁門左道。

與此同時，西方資本力量長期推行愚民政策最終結(jié)出惡果。在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多年浸淫下，許多西方民眾執(zhí)著于“個人至上”信條，對所謂自身權(quán)益不受侵犯抱有執(zhí)念。這使西方民眾面對疫情時各行其是，一盤散沙，由此極大延誤了疫情防控。在這些人看來，政府采取的種種限制性舉措（如居家隔離、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是對個人權(quán)力的限制乃至侵犯。由此我們看到，即使在疫情最嚴重時期，西方民眾經(jīng)常公然違抗政府禁令，在不戴口罩的情況下舉行抗議、集體聚會乃至開個人演唱會。這種極端個人主義，無疑加重了疫情蔓延態(tài)勢。某種程度上，正是由于個人主義盛行、集體主義缺位，才使西方民眾很難像東亞國家那樣，采取嚴格的管控措施。

沒有比較發(fā)現(xiàn)不了真理。中國能夠取得令世界羨慕的抗疫成果，與中國長期倡導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直接相關。中國歷來有“家國一體”的文化傳統(tǒng)。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后更是大力倡導集體主義價值觀。正是這種集體主義價值觀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使中國民眾能夠積極配合政府的防控舉措（如封城、居家隔離、公共場合戴口罩等），使中國抗疫斗爭真正成為沒有死角的人民戰(zhàn)和總體戰(zhàn)，并最終確保了抗疫斗爭的勝利。